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将社会分成不同阶层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教九流。其中，被视为最下贱的就是「下九流」。

与现代社会不同，如今能大红大紫，受人尊重的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就属于下九流，被人瞧不起，甚至是不被当人看。

要说卖艺，也分各个行当。唱戏、唱大鼓、说评书、说相声，都是传统文艺。但是这里面最苦的，境遇最惨的，要算是耍杂技的了。

为了招揽生意，搏人眼球，敛得钱财，杂技班里能做出各种出人意料、刺激非常的「表演项目」。为此，表演者非死即残，落下终生影响。

苦命的姑娘红英就是这群人的代表，在她身上发生的故事浓缩了这个群体的悲凉与苦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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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把式卖艺之「硬气功」

1、

1932 年，北平南城

八岁的红英第一次走进了牛永富杂技班的训练场子，开始了令她凄苦一生的悲惨艺人生涯。

班主牛永富是个五短身材的中年男人，剃着光头，面露凶戾之气。他的脸上有一道丑陋的伤疤，从右嘴角一直延伸到右耳垂下面。只看一眼，便能把练功的孩子们吓得心里发颤。

牛班主手里攥着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，在排练场来回叫嚣，谁要是敢偷懒，扯闲篇儿，他就会闷声不响地走到跟前，猛地挥动木棍狠抽两下，接着扯开喉咙开始叫骂：「死不懒惨的东西！又偷懒！又偷懒！一天不打就皮痒痒。你们都是签了生死文书的，我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，就必须给我好好练！谁要是想磨洋工，不能给老子挣钱，趁早滚蛋。瞅瞅那大街上，有多少要饭的花子，你们这些崽子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出去了都得饿死！」

一番威慑，让新来的红英胆战心惊，连头也不敢抬，

见红英压腿姿势不到位，班主二话不说，上前一把把她扯到窗台前，一抬手把红英的一条腿抬起，架在窗台上。随即，死命把她的身子往下压，直到红英的脸紧紧贴在了自己膝盖上。

顿时，红英疼得拼命摆手，尖叫起来：「妈妈呀，救救我！」

还没等她喊几嗓子，班主大手一挥，把红英的双手死死固定在脚踝处；另一只手挥舞着木棍随即而上，抽打在红英支着地面的那条腿上，厉声喝道：「往后拉！使劲儿往后拉！」

红英哪里受过这种罪，两条腿的大筋如同撕裂般的疼。她哭喊着嗓子都哑了，而周围练功的小孩没有一个敢吱声的，甚至没人扭过头来瞧一眼。因为他们刚来杂技班的时候都受过这个罪，对这种哭闹早就麻木了。

红英扭动着瘦弱的身体想要挣脱，却被班主像按小鸡儿似的死死压住，动弹不得。

一条腿压完后，找人扶着她换另一条腿接着压！红英疼到全身冷汗直冒，那条压过的腿又麻又疼不敢落地。

另一条腿搭在窗台上，又是一番撕扯！

这还没完，竖叉压完又压横叉。

班主让红英坐在墙脚，两腿向两边分开，使劲往墙脚的方向掰，直到双腿成为一个「一」字。为了不让两腿收回来，班主又叫两个半大小子搬来两块大石头，死死抵住她的双腿。

这就叫压横叉，有新人练猛了的，据说能把筋给拉伤断裂。

红英疼得鼻涕眼泪满脸都是，忽然一口气没捣上来，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红英感到有人在拍她的脸。睁眼一看，是一个比她高半头的女孩，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裤褂，脸上透着菜色，但眼神里透着温和。

红英刚想说话，却又感到了剧痛，眼泪又止不住地流出来。

从小到大，她哪里受过这样的罪。心里除了委屈就是恐惧，娘在哪里不知道，一股子委屈不知道跟谁说。

那个女孩温柔地说：「还疼着吧？你别怕，先开始都这样，你忍几天，筋一拉开就不疼啦。我叫福子，你就叫我福姐姐吧。」说罢，福子用肮脏的袖口给红英擦了擦眼泪。

天已擦黑，福子拿来一碗饭给红英，但红英吃不下去。福子只能叹息一声，抱来草席子，铺在地上。

红英这才得知，这训练场子也是晚上睡觉的地方，男孩女孩通通睡在一个屋，哪管什么男女有别，授受不亲，能扒个被窝睡觉就不错了。

在福子的搀扶下，红英爬上了席子，顿时一股霉腐味扑面而来。红英家虽穷，但好歹从小到大都有被褥盖，想到此处，又暗自抽泣。

她不敢大声哭，怕吵到别人。两条腿火辣辣地疼，火烧火燎般钻心的疼，真想张嘴喊。

还没躺一会，「啪」地一声，一条脏裤子扔在了红英的头上。

红英扯下来一看，只见一个十四、五岁，身体已经明显发育起来的女孩叉腰站在一旁。

那个女孩也是一副面黄肌瘦的模样，脸旁垂着两条枯细的黄毛小辫子，正一脸不屑地看着她：「小丫头片子，你是新来的吧，敢占老娘的位置！」说完，就要伸手薅红英的头发。

福子赶忙拦住，「她是今天刚来的，两腿疼得走不动了，只能睡在这儿！」

「黄毛」瞪起眼睛，「呸！老娘辛苦一天在外面给你们挣钱，你们倒在这躲清闲！」

福子忙说：「一会儿把裤子给你洗了不就得了？」

「黄毛」回手抓住了福子，看样子还不想善罢甘休。

福子立即嚷道：「你要是还没完，我就去找老板娘！」

「黄毛」一听，顿时气势弱了下来，冲着福子「哼」了一声，一松手丢开福子，扭头走了。

福子看着「黄毛」的背影，狠狠朝地上啐了一口，低声对红英说：「她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以后离她远点儿。」

红英说：「她是谁啊？咋那么厉害？」

福子压低声音说：「她可是咱班子里的红人，外面的那些人都喜欢看她，给的赏钱也多。不过，老板娘不待见她。」

红英问：「为啥？」

福子又往近凑了凑，说：「有一次我听老板娘骂她是骚狐狸，别的就不清楚了。」

红英又问道：「姐姐，你刚才说拉筋过几天就不疼了，是真的吗？」

福子点了点头，说：「我刚来时也疼得直哭，后来就不疼了。咱们在这儿好歹不用挨饿，要是出去了只能要饭，说不定还得被人拐了去……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等到练出本事，挣了钱，日子就好过了。」

红英默默地点点头。

半夜，蜷缩在破被子里的红英被腿疼折磨地睡不着觉，两眼含泪的她想起了妈妈和弟弟。

但是她已经回不去家了，她早就没有家了。

2、

红英的老家在关外，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弟弟。

一九三一年，九一八事变之后，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，红英一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，只能往关里逃难。

他们一边讨饭一边往北平走。

红英的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再加上一路劳累，还没到北平就死在了路上。可红英的母亲穷得连一口薄皮棺材的钱也拿不出，只能将他草草葬在了一个乱坟岗里。

孤儿寡母三个人一路要饭，好不容易到了北平，暂住在天桥南边的一家「起火小店」里。

投宿到这种小店的人，基本都是些无业游民和乞丐，因为店钱便宜至极，一晚一个大子儿，

屋子里只有一个大土炕，各色人等群居一室，其中不乏数来宝的、卖艺的、瘾君子、小偷等社会底层人物。

冬天为了取暖，会在屋子当中的地上挖一个坑烧柴取暖，整个屋子里烟熏火燎。这也是这种店叫「起火」小店的原因。

到了夏天，店里闷热潮湿，遇到下雨，屋子里原本的黄土地面立马变得泥泞不堪。

住店的人一清早就会被轰出去，没本事的沿街乞讨；有本事的靠着会唱一些民间俗曲，挣两个小钱。

红英的母亲白天带着两个孩子上街乞讨，晚上只能住回到乌烟瘴气的小店里。一个「数来宝」的瘸老头见他们可怜，对红英的母亲说：「你这俩孩子，总跟着你要饭不是个事儿，住在这种地方，你闺女早晚得被祸害，不如趁早给她找个出路。」

红英母亲愁眉苦脸地说：「上哪儿找出路啊？我想着给她卖到大宅门儿里，当个使唤丫头也好，可人家都说现在是民国，买卖人口犯法。」

瘸老头说：「那你不如让她学艺。我看你这闺女还算伶俐，兴许杂技班子能收留她。虽说要受苦，总比在这儿要饭强。」

几天之后，红英跟着母亲找到了牛永富杂技班，站在了牛班主面前。

班主见红英身段匀称，筋骨也比较软，就留下了她。红英的母亲跟牛班主签下了 10 年的「生死文书」，虽说民国不许买卖人口，但这也跟卖身契差不多。

只要签了「生死文书」，在之后的 10 年里红英这孩子生是班子的人，死是班子的鬼，父母无权干涉，也不可追究，挣了多少钱也都得归班子。如果中间离开不练了，要包赔吃穿用度等等各种支出和损失。

母亲不识字，在字据上按了个手印，红英就是班子里的人了。

3、

红英每天不仅要练功，还要给老板娘干活。老板娘比班主还要厉害，听说这个杂技班子原先是老板娘她爹的，因为没有儿子，传到了徒弟牛永富的手里，还把独生女儿嫁给了他。所以牛班主再厉害，也要让着老板娘几分。

每天天不亮，红英就得起来生火烧水。晚上睡觉之前，还得给老板、老板娘打好洗脚水。有一次，水烫了些，老板娘抬脚就把红英踹倒在了一旁。

红英的脑袋磕在桌腿上，鲜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可就这样她都没敢吭一声。

第二天，红英带着伤照常练功。

杂技班里还有几个孩子，对彼此身上的伤早就习以为常了，他们哪个不是这样？练功的场子里没有任何垫子之类的保护措施，顶多就是在地上多垫几层黄土，稍一不小心就会磕破摔伤，拿块破布一包，接着练。往往是旧伤还没好，新伤又来了。

再说他们要么是父母养活不了送来的，要么是在外流浪，被班主捡回来的，在这里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，能活命，受伤对于他们来说也算不上什么了。